专访︱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后人谈布鲁姆斯伯里

最近,三集电视连续剧《花园广场的生活》(Life in Squares)在BBC热播,又引起人们对上世纪初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兴趣。9月中,一个初秋阴雨的早晨,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边缘一条狭窄迷人砖头铺路的小街上,我采访了弗吉尼亚·尼克尔森(Virginia Nicholson)——瓦尼莎·贝尔(Vanessa Bell,昵称奈莎)的孙女、昆丁·贝尔(Quentin Bell)的女儿。

之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我们还特地去了一次查尔斯顿(Charleston)——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南方乡下的老屋。一条多年没有修整的坑洼的水泥路通向这座并不起眼的农舍,参观者络绎不绝。孩子在屋外角角落落寻找散乱放置的无数个塑像:苹果树后的围墙边、池塘周围的树丛里、花园的豆角架后、盛开着的月季花下。花园忙乱而繁盛,花草的选择,不按照品种,而是依据颜色,毫无章法却色彩斑斓。老屋里也给人一种凌乱不羁的感觉,最炫目的同样是颜色,门框、窗棂、壁炉、床板、桌椅、浴池、瓷砖、灯罩、窗帘,能画的地方几乎都有图案,还有墙上挂的画作、桌上散乱的颜料……

与尼克尔森的对话当然从她童年时代的查尔斯顿开始,她首先声明:她不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专家,也不是艺术史家,这个访谈,只是她作为贝尔家后代的个人记忆和感受。

弗吉尼亚·尼克尔森、瓦尼莎·贝尔、邓肯摄于查尔斯顿花园。摄影者为Anne Olivier Bell,昆丁·贝尔的太太。

澎湃新闻:您父亲昆丁·贝尔从小就在查尔斯顿长大,但您却出生在英国北方,小时候只是每年夏天到祖母家去度假,能说说那些假期经历么?

尼克尔森:我出生在北方城市纽卡斯尔。我父母亲结婚之前,爸爸是位艺术家,有一些家族收入,但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妈妈怀孕后,爸爸得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的一个朋友在纽卡斯尔大学工作,帮我爸在艺术系找了个教职。我妈妈也就放弃了在伦敦艺术协会的工作,跟他迁到北方。很快家里就有了三个孩子,爸爸养家的责任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住在北方,到我十一岁时,爸爸在苏塞克思大学找到教职,才搬回南方。

那时,我们每年夏天都去查尔斯顿,感觉路程相当遥远,翻山越岭,还要摆渡过泰晤士河。查尔斯顿远离城市,就像世外桃源,让人感觉到绝对的自由。它周围是广阔的南方丘陵,出去徒步,走很远都不见人烟。它的花园那么凌乱,花草自由生长丝毫不受约束。

跋山涉水到那儿后,我们最盼望见到的是管家格蕾丝(Grace Higgins),因为她总是在厨房里烘烤各种蛋糕,她还有一条好可爱的狗,一只很滑稽的猫。我哥哥、我和我妹妹总是住在阁楼里,临时架起小帆布床。因为克莱夫(Clive Bell)很不喜欢小孩,觉得我们太吵闹,所以,我们是不能和大人一起吃饭的。大房子外有一间小屋,奈莎在里面弄了个小炉子,还有一个水池,所以,我妈妈就在那儿烧饭给我们吃。如果我们表现很好,那么中饭后可以去见大人。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见奈莎,她很喜欢孩子,这和克莱夫很不一样。我记得她坐在餐厅的那张大圆桌旁边喝咖啡,她会把一块方糖放在小茶匙里,告诉我们那是小鸭子,然后小茶匙带着糖鸭子在她的咖啡里游泳。她一下子把糖块在咖啡里浸一下,白鸭子变成了棕鸭子,她就递给我们吃。我们常常要问她:“能再吃一个小鸭子么?”

澎湃新闻:那时候瓦尼莎、邓肯(Duncan Grant) 和克莱夫住在一起,好像家里有三个祖父母一样,您没有觉得奇怪么?

尼克尔森:那时候真是一点都没觉得奇怪。可能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以爷爷奶奶来称呼他们,总是直呼其名,所以就不觉得奇怪。我们每次去,就是去看奈莎、邓肯和克莱夫,因为他们是那个房子的主人。奈莎和邓肯1916年搬到那里去住,克莱夫虽然常去,但主要是住在伦敦,他到1939年才搬去常住的。所以,他们三个人都是查尔斯顿的主人。我爸爸对我们家做过一个最好的形容:他说我们家是橡皮筋,总有人在往不同的方向拉,但从来就没有被拉断过。

澎湃新闻:整个查尔斯顿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艺术。角角落落都是,在画室里,我还看到用图钉钉在壁炉上的两幅您小时候的画呢。这也是您小时候的印象么?

尼克尔森:查尔斯顿充满了一种放任不羁、凌乱无条理的创造力,到处都是颜料、粘土、纸张、火柴。随时随地,你可以画个什么,捏个什么。而且,不管谁画了什么,有多糟糕,都肯定会被挂进画室,所以我的涂鸦也在那里。我小时候,就像认为家家都有三位祖父母一样,也觉得艺术创作是每家都有的平常事。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爸爸帮助我们用纸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用颜料、浆糊、剪刀,把画出、剪出的东西贴在硬纸片上。街道、教堂、住房、医院、市场,真是规模宏大的城市建设。完工后,我们就把整个城市拿到房外,放了一把火,通通烧掉。真够刺激。在花园、户外,我们就像野孩子一样。我哥哥每年都要顺着池塘开出一道路来,因为我们一年不在,野草荆棘就长得满满的。他开荒之后,我们就在池塘对岸的荆棘丛里举行下午茶会,邀请大人参加,对奈莎和克莱夫来说,那顿茶点可真不舒服。

澎湃新闻:瓦尼莎和邓肯都画过您,您穿着一条浅紫色的裙子,白袜子,膝盖上放着本摊开的书,坐在沙发上,很可爱、很乖的样子。您能说说当时的具体情况么?

尼克尔森:对,他俩都画过我。我当时五岁,我记得在画室中,他俩一人一个画架,并排站着,相隔一两米远。对奈莎来说,她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邓肯一起画画。他们常常并排作画,但从不在一块画布上。所以,那两幅画应该很相像,只是角度不同。他们大约画了三四天吧,那是我最好的一条裙子,是爸爸从纽约带回来的,现在还在,我的两个女儿都穿过。我记得坐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相当无聊,一点都坐不住。只有奈莎能设法让我安静一阵子,一个办法是贿赂我,她肯定给过我一枚六便士;另一个办法是和我一起编故事,她会让我看画室里挂的画,然后根据画上的内容编故事。例如,邓肯曾临摹过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的《普罗克里丝之死》(“Death of Procris”),原作在伦敦的国家画廊中,邓肯的临摹作就挂在门上面的墙上,我抬头就能看到。我一直很喜欢那幅画,很美、很伤感也很神秘,奈莎和我肯定根据那幅画编了不少故事。很多具体情况我记不清了,因为我当时只有五岁,那已经是五十五年前了。

奈莎也画过我哥哥,在我哥哥六七岁时。但没画过我妹妹,她去世时我妹妹才两岁。他俩邓肯都画过。那些画都在我妈妈那里。邓肯画我的画像在我家,挂在客厅里。奈莎画的那幅下落不明。我也想知道那幅画究竟在哪儿,可能有一天它会突然出现吧。

澎湃新闻:瓦尼莎1961年、克莱夫1964年去世,邓肯一直活到1978年,三个人里他最长寿,您是不是也对他最了解?

尼克尔森:对,我对邓肯更熟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邓肯更像我们的祖父。克莱夫不喜欢孩子,我们几乎没什么接触。当然,我不应该说克莱夫不好,因为他是留了一笔钱给我的。

我十一岁时,我们全家搬到南方,住得离查尔斯顿不远。邓肯常常会周六到我们家来吃饭,他的女儿安吉利卡(Angelica Garnett) 也会来,那时她和兔子(“Bunny”,小说家戴维·加内特David Garnett)已经分居,兔子已经搬去法国。

邓肯是可爱之至的一个人物,没人不喜欢他,从来没人说过他一句坏话。他有一种极善良、极单纯的魅力,例如,不管是谁,只要提笔画画,那在邓肯看来肯定就是好画。因为他认为画画本身就是美德,画得再糟糕也没有关系。我记忆中的他总是很心满意足,晚饭后,他一手拿杯白兰地,一手是雪茄烟,烟灰慢慢掉下来。有时候我们也一起玩游戏,一个人做动作,让其他人猜是什么意思。他也常常会找一张纸、一支笔,开始画素描。

澎湃新闻:其他人都去世了,邓肯觉得孤单么?他会与你们说起过去的人和事么?

尼克尔森: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吧,格蕾丝退休了,自己买了房子,搬了出去。之后查尔斯顿就比较萧条,没人收拾,墙上的油漆剥落了,花园一片荒芜,池塘里满是杂草。邓肯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常常从家里走路去那儿,有时会有一种伤感。但邓肯没有伤感,一点都没有,他的生活永远是现在时,他不是生活在过去的,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总是充满能量,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因为他那么可爱,有那么一颗年轻的心,他是个老小孩,所以,他的身边总少不了年轻人,都是又帅又年轻的男孩,坐在他的脚边,给他做模特,陪他。所以,他一点都不孤单。反而是我觉得查尔斯顿有一种陌生感,因为他身边总有新人出现。当然,现在这些男孩也老了,有一些成了艺术史家。

我从来不记得他有任何怀旧情绪,他从来不对我们谈起过去的事。反而对我们的生活很感兴趣,听我们说这说那。我父亲曾对他做过一次电视访谈,《邓肯·格兰特和查尔斯顿》,在访谈中,他谈了许多过去的事。

澎湃新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还有一位长寿的人物,那就是作家“兔子”大卫·加内特。他先是邓肯的情人,后来娶了邓肯和瓦尼莎的女儿,也就是您的姑姑安吉利卡。“兔子”1981年才去世,您与他有接触么?

尼克尔森:安吉利卡是我的姑姑,她当然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们分开之前,我们常去他们家。有时从北方到查尔斯顿的路途上,路过他家,也会住几天。“兔子”是蛮可怕的一个人物,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家里什么都要他说了算,他就是当家的。他们的四个女儿都不听话,很野,所以,他整天对女儿咆哮如雷。安吉利卡在家里是没声音的,让人觉得她已经被压碎了。他们结婚二十七年后分居,其实是让安吉利卡得到了解放。

安吉利卡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1984年,邓肯去世后,安吉利卡出版了自传《善意的欺骗》(Deceived With Kindness),像是要把恶魔从她的生命里驱逐出去一样,写到她结婚为止。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邓肯的女儿,就她不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兔子”曾是邓肯的情人,就她不知道。她十七岁时,奈莎告诉了她,邓肯是她的父亲,却又要她保密。她真是被害苦了。她是一个心理很复杂、很纠结的人物。当然,作为姑姑,她对我们一直很好,生日、圣诞节总少不了礼物,带我们去看戏。但是她很难接近,忽冷忽热,非常情绪化,让人难以捉摸。她一会儿对你很好,但转脸就不再理你,一句话不说,完全陷入沉寂,变得那么遥远。她是从来不会和你说心里话的。

我大学刚毕业还没开始工作时,曾到法国“兔子”家住过两个月。他说他有些旧书信需要整理,要打字出来,叫我帮他。都是他早年和林顿(Lytton Strachey)、邓肯之间的通信,装在一个大纸盒子里。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帮他,这段时间,也让我看到他的许多可爱之处。他已经八十六岁了,但热情还是不减当年。他很开朗,说起他的前妻,说起安吉利卡,还有他对婚姻的看法。他说,自己很早就知道与安吉利卡的婚姻不会有好结果,但是能够持续这么久,并有了四个女儿,还是很让他欣慰的。他的脾气还是很糟糕。有一次,我和他争执关于飞机的看法,因为他会开飞机,也有飞机,我说起飞机对环境的种种坏处,让他非常生气。他开始咆哮如雷,我就不理他,回到桌边继续打字,这让他更生气。事后他向我道歉不已。我和他都很喜欢美味佳肴,也都喜欢烧饭,所以,那两个月还是很有意思的。

澎湃新闻:最近BBC拍了一部三集电视剧Life in Squares,让人们又重新关注到上世纪上半叶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电视剧围绕您祖母的家庭和朋友展开,很侧重他们开放自由、离经叛道的性关系。作为他们的后人,您对这个电视剧如何看?

尼克尔森:让我怎么评价呢?因为把我的家人拿来戏剧化了,我的感觉肯定是复杂的。编剧一开始就把本子拿来给我看过,对我还是很尊重的,但我不是创作团队的一部分。总的说来,我觉得电视剧对人物的刻画还是不错的,演员也都很好,特别是邓肯。但是,我觉得他们试图表达的内容太多了,太拥挤了。原来他们想拍五集,最后可能因为经费原因,BBC只许他们拍三集,但他们又不舍得删减内容。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不熟悉的人,会看得满头雾水,特别是第一集,那么多的人物。我觉得最好的是第三集,情感很细腻,很让我感动。

最让我失望的是电视剧没有表现这个团体作为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的一面,他们都是革命性的人物,推动了社会进步,改变了二十世纪的英国文化。但是这些在电视剧中几乎没有表现。我们偶尔见到弗吉尼亚(Virginia Woolf)蘸蘸墨水,或是奈莎在画布上刷墙一样地刷几下,但是,看不到他们对社会文化的贡献,看不到他们把后印象派介绍到英国,看不到他们反战,看不出来这些人在历史上究竟有什么重要性,一点都看不出。观众看到的只是性革命,他们从一张床钻进另一张床,成了地道的肥皂剧。

而且,因为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也会注意到许多细节上的不准确,我与编剧说过,但是他们要追求戏剧化效果,当然没听我的。例如,安吉利卡是在卧室里生的,不是生在厨房里。这点让查尔斯顿的解说员都很生气,你知道的,你去参观时,解说员会一再强调卧室才是安吉利卡的出生地。还有,奈莎最不喜欢走路,我们到山丘上去散步,她从来不去,所以,她不可能大阔步地与安吉利卡在原野上谈心。克莱夫特别不喜欢孩子,他不可能和孩子玩。当然,我先生是编剧,我知道要营造气氛和情节,真实性就排在第二位了。

澎湃新闻:电视剧想探索的,是所谓开放性的婚姻,您祖父母辈所追求的“自由的爱”,会不会让人受伤害?第一集,让您觉得他们不在乎,但到了第三集,您才知道他们很在乎。安吉利卡要与“兔子”结婚,瓦尼莎对邓肯说,他们如果反对,那就变成了自己的父母一代了。这句话让人听来特别凄惨,让人觉得她完全是被自己给打败了。您是怎么看的?

尼克尔森:第三集很让我感动,特别是奈莎和安吉利卡的关系,真是点到痛处了。奈莎为了她青年时代对“自由爱情”理想的追求,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仅把她自己的生活,也把安吉利卡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她就是想和邓肯要一个孩子,但是又不能告诉这个孩子真相,等到孩子长大了,孩子当然要问:“那我呢?”

当然,如果奈莎没有追求“自由的爱”,她的生活是不是就会好些,这也很难说。对她来说,可能这是她愿意付出的代价,她觉得这是值得她去冒险的,她是为了她的理想而生活。可能也是出于她的一种单纯和无知,她可能觉得她和克莱夫、邓肯的那种关系安排是可以成功的。但对我来说,看第三集,我是很痛苦的。看到朱利安死去,看到奈莎那么沉默地接受安吉利卡嫁给“兔子”。瓦尼莎牺牲得太多了。太让人伤心了,真是悲剧,代价太大了,为了她年轻时理想中的自由,奈莎失去了一切。

澎湃新闻:儿子朱利安和妹妹弗吉尼亚相继去世,肯定让瓦尼莎特别痛苦消沉。后来您哥哥起名朱利安,你们这些孙辈可能给她带来不少安慰吧?

尼克尔森:弗吉尼亚的自杀和朱利安之死对奈莎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朱利安。弗吉尼亚曾自杀过好几次,所以,她溺水身亡并不出人意料。但朱利安的死,让她太痛苦了。奈莎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她的长子身上,因为她的其他的情感关系都是一团糟,她与克莱夫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她和邓肯的关系算什么?在情感上她没有其他依靠。你看奈莎和朱利安之间的通信,简直就像是写给情人的,让人觉得怪怪的。妈妈是不应该这样给儿子写信的。所以,我个人看来,这也许是朱利安远走他乡的原因之一,他要去中国,去西班牙,去世界的另一边,就是为了要摆脱他妈妈。所以,失去朱利安,对奈莎来说,是失去了整个世界。在给朋友Vita Sackville-West的信中,她写道:“我可能还会高兴,但我永远不会幸福了。”我觉得,之后,她就从来没有幸福过。

当然,我们这些孙辈们确实给她带来了不少乐趣,特别是我哥哥,家里的长孙,而且我父母给他取名朱利安。这对奈莎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非常大的补偿,对她来说很重要。奈莎喜欢孩子,有很多她和孙辈在一起的照片,怀里抱着小宝宝。但是失去爱子,是没有办法补偿的。

澎湃新闻:安吉利卡与加内特的婚姻并不幸福,但当时没有人去提醒她、阻止她。瓦尼莎的首肯是因为她不想成为自己的父母,不想背叛自己年轻时的信念。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她希望安吉利卡“很快会厌倦那条阴沉沉的老狗的情爱之道和原始头脑”,但她也没有说什么。只有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试图与安吉利卡谈心,试图晓之以理,请她喝了次茶,但也没有做到开诚布公。他们的四个女儿也有很多问题。您是不是觉得这很让人伤感?

尼克尔森:对,安吉利卡根本就不应该和“兔子”结婚,多么悲剧的婚姻、悲剧的生活,不仅是她,还有他们的四个女儿,都被搅和得一团糟,她们的生活也都像是一路车祸。但我的两位表姐还活着,我不想多说什么。

澎湃新闻:那我们换个话题,电视剧中,扮演您父亲的演员,是大英图书馆原中文部主任吴芳思的儿子。我记得年初与她见面时,她兴冲冲地告诉我,她儿子拿到了这个角色,没想到一句台词都没有。

尼克尔森:对呀,我也为我可怜的爸爸打抱不平,他一句话都没说!大家常说,家里如果有三个孩子的话,当中那个肯定有问题,这叫老二综合征。我爸就是老二。朱利安是长子,大家都爱他;安吉利卡是爱情的结晶,也很受宠。我爸就有点不被当回事。我觉得这反而对他有好处。他年轻时也有些找不着他自己,不明白他的性倾向,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而且,他非常害羞,不会和女人打交道。我妈妈也是家里的老二,她曾经订过婚,但未婚夫不幸阵亡了,所以,她一直以寡妇自居。我父母结婚时,妈妈三十六岁,爸爸四十二岁,在五十年代,他们绝对是大龄。我爸爸觉得他非常幸运,能遇到我妈,我妈能看上他。他们互相很忠诚,一起工作,应该说他们的婚姻是很不错的。

所以, 我是两个很稳定的老二组成的稳定的家庭中的老二。我一直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澎湃新闻:另外还有两部电影,许多年之前的《卡灵顿》和前几年的《时时刻刻》,您如何看?

尼克尔森:这两部电影我都不太喜欢。卡灵顿(Dora Carrington)的日记是非常棒的,特别感人,她对一位同性恋男人的爱,那么强烈,而这个男人无法给她她想要的。从情感上来说,电影没有表现出这种强烈的情感。

《时时刻刻》里面的弗吉尼亚,只有多愁善感忧郁的一面。真实的弗吉尼亚是躁郁症,不是忧郁症,她的情绪游走在极高和极低两端。一方面,她是最有趣、最伶牙俐齿、最锋芒毕露、最会说笑打趣讥讽逗乐的人,另一方面,她也是最深最黑的忧郁。我爸曾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在查尔斯顿,阴雨绵绵的星期天下午,无事可做、无聊至极时,他们最想见到的人是谁?肯定是维吉尼亚,因为她是最好玩的。《时时刻刻》里的弗吉尼亚,像一只死鸟,毫无情趣。女演员也完全自我陶醉,一点都不好。当然,小说本身还是不错的。

澎湃新闻:说到您的姑婆伍尔夫了,您的名字显然是随她的,您也是作家,您觉得自己受到她的影响么?

尼克尔森:我对伍尔夫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们小时候,会听到大人说起这位“疯子姑婆”,知道她是位很有名的作家。爸爸告诉我们,她能听到小鸟用希腊语和她说话,我们觉得这很搞笑。再大点,知道她溺水自杀,这让我们觉很可怕,一点都不搞笑了。对我们来说,她像一位童话故事里的人物,她的姓又和童话里的大灰狼很相似。我父母以她为我取名,我肯定对她有抵触心理,我少年时代,花了很多精力与她拉开距离,回避她,绕着弯走,不进入她的空间。

我与伦纳德(Leonard Woolf,伍尔夫的丈夫)是熟悉的。他请我爸爸写弗吉尼亚的传记,我爸爸一开始觉得无法胜任。后来他接受了,可能因为他觉得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了解伍尔夫的人,也可能他不想让别人去写吧。但他很清楚,他写的是关于她生活的传记,而不是她作为文学家的传记。后来Hermione Lee写了另一本传记,更突出了伍尔夫这个作家。两本传记各有重点,相得益彰。

爸爸写传时,妈妈(Anne Olivier Bell)是他的助手,帮他做研究。那几年,我正是反叛的青春期,十几岁,在家里他们整天弗吉尼亚这弗吉尼亚那的,让我很不高兴,有一天我说:“哪个弗吉尼亚啊?你们在说我么?”我父母很善解人意,后来他们在我面前就一直称呼她“伍尔夫夫人”。

后来我开始读她的书,才意识到她的才华和她的著作的力度。她的声音霸占着我的脑海,那么强大,那么有力。在这样巨大的影子下,我自己是不可能写作的。所以,我去BBC工作,做纪录片的研究员,做记者,我要到四十多岁后,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才开始写作。

我虽然与她同名,但我可以自信地说,我完全不是她。她神经脆弱、疯狂、没有孩子,她是位伟大的天才。而我与她恰恰相反,我脚踏实地,没有她那么丰富的想象力,所以,我的书都不是小说。我与她是天壤之别。我也不像奈莎,我更像我妈妈。我妈妈是最了不起的研究员,整理资料严实缜密,什么细节都不会错过,后来,伍尔夫的日记就是我妈妈整理的。我妈妈现在还健在,九十九岁了。

尼克尔森:这应该感谢我爸爸。奈莎、邓肯和克莱夫一直是租住查尔斯顿的房子的,1978年邓肯去世后,房东家想把房子卖掉。房子所在的农庄属于另一个名叫Gage的家族,这家里的Deborah Gage是一位艺术经纪人,她懂,过来看过后,觉得这个房子里样样都是艺术品,应该想办法保留下来。她找到我父亲,建立了查尔斯顿信托委员会,开始筹集资金,都是她在张罗,居然筹集了一百万英镑,不仅把房子买了下来,还有余钱进行装修,1986年正式对外开放。我爸爸是第一任信托委员会的主席。我年轻时帮着沏茶、煮咖啡,现在我是副主席,也是家庭成员的唯一代表。

后来我爸爸打算写一本关于查尔斯顿的书,但他没能完成,就生病了。1996年,我父亲病重在医院,他叫我去帮忙。查尔斯顿曾是我生活的很大一部分,我当然义不容辞。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周,我每天都拿着个小录音机到他的病床前,问了他所有我能想到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必须帮助他完成这本书。多亏了我十多年纪录片研究员的经验,所有的问题都问到了。爸爸在圣诞节前去世,到复活节时,我已经把书完成了。这本书是我和他的对话,从两个角度写成的。

完成了第一本书后,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发现我是能写的。所以,才有了以后的书。所以,我要感谢我爸。仿佛是他的一只手从坟墓里伸出来,把我拉上了写作的道路,给了我这种谋生的办法。

您的《波希米亚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写的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终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艺术家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们如何为了自由放弃舒适,如何在日常起居上反叛传统,在家庭生活上掀起了一场革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本书与您自己的文化传承还是很有关联的吧?

尼克尔森:这本书和我的文化背景很有关系,也与我作为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如何安排日常生活分不开。有了孩子之后,你要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教育,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家务,你肯定是有同感的。所以,我就想,上个世纪初期,那些艺术家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从死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家居生活中走出来的?他们是如何学会并做到“不在乎”传统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在这本书里只占很小一部分,我写到了许多其他的艺术家,有些后来功成名就,例如Augustine John、Eric Gill, 但也有许多没能在艺术史上站住脚,许多是在贫困交加中死去的。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艺术家波希米亚式的理想:叛逆、艺术、友谊、自由、理想、宽容、爱情、不守规矩等等。这些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价值观念。

我希望我的书是与我的文化背景一脉相承的。《波希米亚人》是关于艺术家放浪不羁的生活,后面的两本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妇女的地位及生活,我觉得我继承了祖父母辈那种宽容和自由的思想,我政治观念一向是中间偏左的。我最近的一本新书是关于五十年代的妇女生活,写的是我母亲那一辈,她们过的是很受拘束的家庭主妇的生活。

澎湃新闻:您的父亲昆丁·贝尔在谈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时曾说:“一个时代的胆大妄为成了下一个时代的陈词滥调。”在经过了几十年、一百年后,英国人是如何重新评价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您怎么看?

尼克尔森:确实,在英国有些人觉得他们已经过时了,与现实不再有关系;也有人觉得他们太精英化,与普通人的生活离得太远。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这个团体的许多理念是被后代不知不觉地吸收了,他们推动了社会的宽容和进步,这是不能否认的。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例如他们的宽容、思想言论的自由、反战、支持妇女地位、友谊等,其中友谊最重要。就像E. M. 福斯特的那句名言:“如果要在背叛国家还是背叛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我宁可背叛国家。”对他们来说,友谊高于一切,高于国家,也高于一切政治系统。

人类历史不是直线型往前走的,历史的发展总要进两步、退一步,所以,每一代人都有仗要打。例如,我祖母那一代人就开始争取妇女权利,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就是典型的女权之作。我是出生在五十年代、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我们还是要继续争取妇女的权利,现在,我的两个女儿都二十多岁了,她们还要进行同样的斗争,因为女权主义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祖母辈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我的女儿们还是继续她们的斗争。

我爸爸自己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一部分,但我不认为他完全同意他们的价值观。例如,反战这一点,绝对是两代人的分界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林顿、邓肯等,都是反战的,逃避兵役,逃到乡下去。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抬头,朱利安和我爸爸都相信要以武力来制止法西斯。所以,朱利安会去西班牙战场,二战中,我爸因为肺结核无法上前线,但他在战地宣传机构中工作。不像他的父母辈在那么生死存亡的关头了,仍然不希望打仗。还有一点,克莱夫到了晚年非常保守,完全转型成了统治阶层的一员,绝对是我爸爸所指的“陈词滥调”。而我爸爸一辈子都是左翼的,一直是工党的党员。

澎湃新闻: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一直很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联系。剑桥大学最近举办了一个关于中国作家叶君健的展览,其中提到您的伯伯朱利安等。而且朱利安在中国时曾与女作家凌叔华有过一段恋情,中国女作家虹影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一本小说《K》,你看过么?

尼克尔森:我知道朱利安与一位中国女作家有过一段感情,也好像听说有人写过小说,但具体的人名、书名,我都不清楚。关于朱利安,有一本传记,《朱利安·贝尔:从布鲁姆斯伯里到西班牙内战》(Julian Bell: From Bloomsbury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作者是Peter Stansky和William Abraham,这本书可能值得看,但我没读过。我们都知道这位伯伯很聪明、有思想、有胆识,也很好玩。可惜我们都没有机会认识他。

澎湃新闻: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其他成员与中国作家的关系,您了解吗?当年萧乾与福斯特来往密切,您父亲和叶君健也关系不错。

尼克尔森:这个问题我也很无知,没有办法回答。大约在1976年前后吧,我爸爸妈妈去了一次中国,他们沿着朱利安的足迹走了一圈,先到北京,再到武汉。他们也找到了朱利安的一些老朋友,与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但我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做自己的事情,去意大利、去法国,父母在做什么我根本没在意。我也不知道爸爸是否与中国作家有通讯联系。爸爸的档案都在苏塞克思大学里。

在查尔斯顿,你也能看到许多中国的物品,例如画室壁炉台上的那尊观音像,还有奈莎卧室里的茶壶,都是朱利安从中国带回来的。我还记得我们住的阁楼就像一个宝库,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抽屉找到一大堆丝线,那么多的颜色,真漂亮。我妹妹就去问邓肯要,邓肯说你拿去吧,那肯定都是朱利安从中国带回来的,他留着也没有用。我妹妹就用丝线织了一个小包,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些鲜亮的颜色,那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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