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民声 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影响行为 (上)

赵启正:中外文化差异比比皆是,我们最应注意文化上的哪些差异呢?有些是表层的,有些是深层的。

吴建民:最常遇到的差异是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不一定完全涉及价值观,价值观的不同不是一时能够消除的,分歧会长期存在。

而我们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改变人家的价值观,而是双方通过交流达到某种可以共同接受的目的。在跨文化交流中,彼此懂得对方的文化,可以减少双方交流的阻力。

举个例子,1989年,我正在比利时使馆当代办,中国的一家企业与比利时的一家著名制药企业谈合作,就是后来的“西安杨森”。经过艰苦的谈判,快要签合同时,比利时人说,还要定一个条款,关于将来“离婚”应当怎么办的条款。中国方面认为,比利时人没有诚意,要签合同了,却谈散伙。在外国人看来,谈合同一定要谈退出机制,这对他们而言很正常。

赵启正: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清算法”,当一个企业终结时,不知道财物如何处理。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资谈判中不断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在浦东新区也多次遇到过,当时的处理方法是“法规不全合同补”。

吴建民: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比利时人把事情想得很周密:今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很好;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可能散伙,企业也有可能倒闭,事先应当说好我们怎么办。

赵启正:谈到文化上的深层次问题,在价值观、人生观方面还有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人们认为,如果没有尽最大努力去工作,人生的意义就降低了,人生就是为了工作业绩而努力奋斗,绝不懈怠,其出发点是工作第一,生活第二。

但在欧洲一些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人们认为,人生就是要享受,不必那么紧张地工作,不必无止境地奋斗,其出发点是生活第一,工作第二。这就是价值观不同。

吴建民:在中国,更多的是这种人:工作中要有成就,没有业绩就站不住脚,弄不好就要被炒鱿鱼,但生活上也要好。

吴建民:一些有成就的人往往是双好。尤其是欧洲人,工作上很有成就,假期时该玩就玩。亚洲人有时不太看重假期,欧洲人的假期是雷打不动的。

在西方,在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要安排工作很难,相对来说,欧洲人对生活中的休息安排比较有保证。

后来,我慢慢体会出来,如果人老是长期集中于某一项工作,或者重复劳动,或者老是考虑一个问题,思路就变窄了。如果脱离它,休息时看点闲书,或与朋友聊聊天,可能会给当前面临的问题找到一些灵感。

赵启正:磨刀不误砍柴工,忙中偷闲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欧洲有日本人所谓的那种“过劳死”吗?

赵启正:您说得很对。我们好像把工作和成就看得过重,确实很少有一个正经的假期。现在年纪大了,我觉得似乎可以改变了,但是惯性很强,您看我们今天不又是在星期日工作吗?

吴建民:我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不喜欢在房间里坐太久,我妈妈说我上长锥子,坐不住。我觉得老坐在房间里想些问题,反而出不来好点子,我要出去走走玩玩,做些体育活动,与外界接触一下。咱们星期天都出来工作,可能有些共性,但我可能比您更好动,但您比我勤奋。

赵启正:我有时晚上要想一下,今天有什么收获,是看了书的某一章有所体会呢,还是某个朋友说的话有启发呢,如果两样都没有,我就会觉得,今天是不是白过了。

其实,愉快的休息,跑步、游泳,也不能算白过,我得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总觉得有功课未完成,也许是苛求自己。

吴建民:我要有时间,是一定要去游泳的。比如有次晚上出差回来,8点半了,我还是去游泳35分钟,然后回来休息。

吴建民:我们在这一点上可能是共通的,跟人家谈话,听到对方有个好的想法,就兴奋起来;如果全是闲扯,就觉得没意思,总觉得要谈点事,不一定是工作的,比如思想方面,或对问题的认识有所深入,或有新的见解、新的信息,就觉得有收获。

吴建民:各种人都可以给你启发,不一定是年纪与你相当的人。我去南方一个开发区出差,一个37岁的开发区常务副主任说,组织活动时,台下前三排都是领导,正襟危坐,对台上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互动,一点激情也没有,应该让小青年坐在前面,领导坐在后面,这样效果就会好得多。他说的很有见解,很有意思。

赵启正:我自认为还算是个用功的人,如果发现某些不知道的问题,我会去查相关的书籍或上网,或请教朋友,在没有答案时,总觉得是个负担。我拿得起但放不下,这是我的缺点。

吴建民:我在外交部当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时,管发布处,还管调研处,因为调研可以使我深入认识世界问题。

如果发言人的讲话不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就比较肤浅,有的时候就经不起推敲,我直接起草和修改文章,经常星期天到办公室修改文章。那时候,一周就休息一天。夫人老批评我,星期天也不在家待着。

对认识不清的问题,我把它理清楚了,就很开心。如果一时想不清楚,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材料逐渐掌握了,慢慢就认识了。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就是广义的交流、更深刻的交流,向谁调查呢?研究什么呢?总是有调查研究的对象,总得精心选择可以交流的人和交流的题目。

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也是提倡一种交流,他有很多和战士、农民交流的故事,他要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和呼声,平易近人使他容易获得有效的交流。

吴建民:您刚才讲的调查研究,是个收集信息的过程。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每天接收大量的信息,是从这些信息中理出头绪的过程。新闻司调研时,材料很多,要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就得善于抓住关键。分析不能主观臆断,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即后来的形势是否朝这个方向发展,如果不是,分析就错了。

之前很多同学提问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问题,我想问两个关于人与社会的交流问题。

首先,我现在20多岁了,我对我们社会的前景抱有很积极的态度。但是,社会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传递了一些不好的讯息。

2012年12月12日,美国发生了枪击案,我们国内也发生了校园砍伤事件。但是,当天晚上的新闻联播大幅报道美国的枪击案,却没有报道国内的砍杀事件,我还是从微博中获知这个消息的。这样的差别对待让民众作何感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禁网的,我们曾经开放过一段时间,后来听说奥巴马的某个网页留言板上前500条全是中国人的留言,而且是“板凳”、“沙发”、“占座”这些毫无建设性的留言,我们便又禁网了。

我觉得,刚开放网络,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时间久了就不会有这种状况了,所以,迅速禁网是不是对民众的不信任?

赵启正:媒体既要关心外国的孩子,也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应当给予关切和及时的报道。报道的目的是告诉人们有这个社会现象,要引起社会的重视,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地避免这类事件再发生。这个问题应该改进。

关于网络的问题则比较复杂,1997年初,我开始上网。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什么网站,也无所谓禁不禁网,反正我找的都是技术网站,也很容易打开。当时流行三句话:“网络无国界”,“网络无内容管理”,“网络无统一管理的国际机构”。

发展到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网络变成了一种手段。克林顿就公开说过:“美国的价值观靠你们了,网络是很有力量的。”美国的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过:“中国不会拒绝网络的,那么美国就会有办法的。”他们都是指望用网络影响中国人,那么,我们自然要回应。

可以发现,有一些恶性事件是通过网络鼓动起来的,他们尤其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所以,我们对外网必须有所限制。批评中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挑拨。所以,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他们也要改革。

何况,现在利用网络犯罪的行为很多,跨国犯罪行为也很多,需要加以管理。我们的开心网、人人网等网站数量很庞大,内容也很丰富,现在流行的微博也聚集了很多人,有些微博就写得很不错。

至于你刚才说的留言,也确实是个问题。一上来就“沙发”、“板凳”,这实在不是国际网民应有的水平,也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曾经大量调研过外国的网页,发现他们就不这样,他们的留言往往是相当长的一段话,且表达了某个观点,在礼仪上也比较合理。所以,我们在网络文化上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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